【第1篇】

早就听说过伟人毛泽东曾经17遍阅读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的故事，虽然心中存有疑问，但每每想到领袖不是一般人物也就释然。我也曾经想过至少通读一遍《资治通鉴》，但不知道有多少次，翻开第一卷就读不下去了。难以阅读的“拦路虎”就是生僻中渐渐熟识的古代汉语，然而第一卷中那几个让我读后就在脑海里面抹不去的故事片断。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这是资治通鉴卷一的开卷语，简略的说出了几个故事的沧海桑田。

卷一讲了几个小故事以及年代大纪事。

此卷言战国故事，多大夫纵横并规劝之语，又韩、赵、魏三分智氏事及聂政、吴起事。其中一个故事我对此有很深的印像：昔魏文侯问李克以求良相，求知人之法。李克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如此，即可得人矣。古人之知人可谓明矣，夫孟子之见齐宣王,论识人，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夫国人何以知彼之贤愚？固以其生平矣。所亲者皆仁义礼智信者，知其非邪佞也；所与不斤斤计较，知其坦荡宽厚也；所举者贤明才干，知其身系社稷百姓也；穷贫之有所不为不取，知其有所持也。故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此不称贤俊栋梁，国之无人矣。故曰，用其为国人所用，去其为国人所去，杀其为国人所杀。如此，则朝无佞臣，天下安宁。今者用人亦当如此也，夫任人唯亲，祸由自取。智伯无道，数求地于韩，赵。赵氏不与。智伯帅韩魏国人围赵而灌之，韩赵魏三国谋之，遂水淹智子，杀之，三家分智氏之田。夫智伯之亡，才胜德也。昔智果言于智宣子，称襄子瑶有五贤而有一不仁，谏无以之为后，宣子不听，而致家庙隳，不亦悲欤？司马光之论才与德，以聪察强毅谓之才，正直中和谓之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有余而德不足者，为祸益大，古昔以来，祸国殃民者如是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吴起贤俊，尝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守河西，使秦兵不敢西向，韩、赵宾从，固一世之豪杰也。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终致魏相公孙进谗而武侯猜忌，走奔楚。楚悼王素问其贤，任以为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要在强兵。楚遂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之。然楚之贵戚多怨起者，乘悼王薨而攻起，射杀吴起。夫顾国忘身者，起之谓也。商鞅之死，晁错之腰斩，介甫之贬谪，张居正之非议，皆此例也。彼顾国忘身而树敌，至于殒身，其亦足以佳话矣，小子实敬！

聂政之刺侠累，亦颇有丈夫气概，然此事无甚意义，不知政因何以抛身家性命以报严仲子，以其为政母寿礼之百镒黄金乎？

对于我来说，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几点：礼，信，德，才。

里面讲天子职责为“礼”，这里的礼大体是指某种秩序，可以理解为，做老大（君王，公司老板等）要维护好纲常秩序，其中有提到三家分晋周王不指责 还 封三家为诸侯的故事，韩魏赵作为晋的家臣，瓜分了晋国，周天子不但不指责他们， 还 封他们为诸侯，这就是失“礼”，既然周朝部下的家臣可以瓜分他们的君候的地盘，那周朝的臣下也自然可以瓜分自己君王周天子的地盘。

信：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有同名电视剧《诚信》。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以诚待人，以信取人，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传统之一，孔子云：“诚者，乃做人之本，人无信，不知其可”；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季布一诺胜过千金，商鞅变法立木求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些诚信故事都出在《资治通鉴》的书里，诚，就是要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信，就是要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不朝秦暮楚，不朝令夕改。诚信是立业之本，做人的准则，是企业和人的第二张身份证,其中道理不言而喻。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甚至于一个人，如果谎话连篇，如果说话不算数，不守信义，谁还会相信他。那个站在山头上大喊“狼来了！”的小男孩，不就是因为一再说谎，而导致说话无人听，最后被狼吃了吗？其实，吃他的并非是狼，严格地说是他那不诚信的品质。

作为电子商务的学子，我清楚的知道，在电子商务发展的道路上，诚信问题已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瓶颈。网络上的诚信问题到处都有，但那毕竟是少数的部，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诚信这个词眼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看重，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保证其他人是否诚信，所以在建立诚信档案的整个过程中，靠的就是这个企业自己不断的积累，是帮助企业建立诚信，而并非是证明诚信。无论是阿里的诚信通，留学专搜的诚信章以及同程的诚信录，似乎在人们的心中，诚信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这也就必将会打造一个互联网的诚信时代。

阿里巴巴作为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诚信通是他们为从事商业活动的机构或个人提供的一种全方位网上贸易服务，并对享受该服务的对象，进行第三方认证机构核实认证身份。

阿里巴巴的横空出世，为我们这些电子商务学子提供了希望，所以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所以说，信，不管是已过的历史还是在未来的网络时代中，信是必不可少的。

德：这方面，我可以说是欠缺的，也可以是是比较完备的，里面讲了两点，一个是做人的圆滑，一个是道德，我是道德有余圆滑不够，得罪人，表面看不出，未必不代表别人不图谋，而道德感强的人，严而不亲，严肃别人敬畏但不亲近，也许这也是我容易被女孩子所欣赏但不容易被喜欢的原因吧。

才：有才无德的人造成的危害大，但是这样的人，容易被亲近也容易背叛，但人们往往喜欢这样的人。有才之人在当今世界中往往能混得如鱼得水般顺利，因为在才之人能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道中取得先取这道。先取就是走在别人前面，有了这样的条件当然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当然这样的人往往最后会被世道唾弃。

在德才之中又有我对此的一些感悟，德与才的组合，无非四种：德才兼备，德才皆无，有德无才，有才无德。在司马光看来，有才无德者非常危险，上可乱国，下能败家。锋利的宝剑掌握在剑术高超同时心术不正的人手里，实在危险。才德全具者，圣人；才德兼亡者，愚人；德胜于才者，君子；才胜于德者，小人。作为领导，如何选拔下属呢？特别是在愚人与小人之间。

【第2篇】

开篇，除了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当时天下的格局，就是这段话：“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这是司马光的旁白，开篇，就出来这么一句。就是说，我司马光认为，天子该做的事情，不外乎维持规则，而如何维持规则呢？那就不外乎维护好君臣的关系，那怎么维持君臣的关系呢？那就是维持好与那些公、侯、卿、大夫的关系。这话说得在理。毕竟，天子，掌管天下，自然不可能事无巨细的面面顾到，就像现在的党中央，不可能去管的切实的事情。他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制定规则，维护规则。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要规矩定好了，维护好了，天下就不用你来管了，规则会自然而然的帮你做事。这样人也轻松了，天下也太平了。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家庭无不如此。企业中，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以人制人，注定了乱上加乱。小企业可以，不需要很多的规章，那样会对发展有所局限，但是以后企业大了，没有完善的规章，注定是人人忙得要死，企业乱得要死。家里也是如此。必须有一个潜规则。家中，如果说是再有条条框框的，就显得有隔阂，生分。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规矩，那家也不成家了。先说如果夫妻二人，这应该是矛盾最少的了吧。但是一家人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遇到什么不对脾气，就立马翻脸，开始吵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当时不说，积攒下来，以后一起说的。两种情况，不管是当场吵得面红耳赤，之后和好如初；还是当时隐忍，等到以后一起翻旧帐，都不好。只要是吵架，心里总会有疙瘩。婚姻就像个精美的瓷瓶，刚开始圆润光泽，越吵架裂纹越多，到了不能承受的时候，瓷瓶就碎了，再也粘不起来了。

二人世界的潜规则应该就是：遇事分析事情，不对人。如果当时忍不住想要发火，一个人走出去，找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做一做，哪怕是去工作，把自己搞累了，再来想这件事。如果还是觉得不可以原谅，就去就事论事地说，让对方说出自己的观点，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尽管很难，但是这样尝试了，去做了，慢慢就会习惯了。其实很多时候，二人世界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个人低下头，就没事了。不过现在的二人世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的，从小较真，被别人宠惯了，很难再去替别人思考了。所以看到身边的多少对分分合合，究其原因，可能只是小事。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分开了，再去重新适应一个人，再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又分开了······这可能就是现在大龄男女的悲哀吧！

下面就开始讲如何为礼，如何为分，如何为名。文章构思有点像小学作文的三段式，开头开门见山，告诉大家我要讲什么，然后逐一分析，最后做出结论。历史巨著的经典结构，在历代传承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慢慢体会，人类的学习能力，让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可以毫不费力的掌握很多古代几代人得出的知识，就这样沉淀历史，学习文化，应该是乐事，但是为什么现代人的创新越来越少了呢？不说科技，只说文化。也许是现代人越来越浮躁，静不下心来想文化。文化需要在安静中，甚至困顿中产生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有名的文人骚客，他们的历史名篇几乎都是在他们不得意的时候著作的。而现代人有太少太少这样的机会去看自己，看别人。也就是缺少了古代人所说得“省”。于是文化越来越快餐化，吃的饱，没营养。

在对“礼”的讲述中，有“贵以临贱，贱以承贵。”说实话，看到这句话，让生在新中国，长在新时代的我心中一阵不舒服。可能是生来就被灌输着“平等”，让我对这句话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但是细细想想，在当时来说，这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么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反感？当时，一个贵族，可以轻易决定一个平民的一生的命运，甚至生死。在这样权利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贵，的确可以临贱；而贱，也不得不承贵。别说那时候，就是现在，也有“临”“承”之分。现在是老板对下属，上级对下级。现代人，生活的选择比当时多很多，所以“临”“承”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迫于生活压力，还会有“临”，还是要“承”。现在都是如此，又何必要求当时的人们呢？面对一个完全任你摆布的人，我想很少人会做到不“临”，多少人狐假虎威，就是为了“临”，而自己真正有权利时，又有几个会忍住诱惑不“临”？而面对一个可能决定你一生命运、甚至生死的人，你会不“承”？你敢不“承”？而当“临”“承”都成了习惯，贵族逾贵，贱人更贱。没办法了，习惯使然。所以不能说古人没有平等的观念，社会情况这样，现代人再去强求，说古人的思维不对之类的，就没意思了不是？

下面就开始讲周朝的一些事情了。开始说周朝到了末期，朝纲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诸侯专政，大夫摄政的情况很是普遍。但是就是这样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有才能的文人武士前来帮助朝廷，因为毕竟还是大周的江山，有名分。就好比现在的国企，尽管没有活力进步缓慢，但好歹是国家办的，国家信誉在那里摆着，还是很多人想要去。当时也是这样。这时候有功的大臣就纷纷开始要自己的封地。开始的时候，还能用“王道”之类的话来说说，但是法不治众，人多了朝廷也没有办法，于是分了三晋。这时候，我们的文豪司马光开始评论了：“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他的意思很明确：三晋成为诸侯，并非三晋自己破坏规矩，是天子你自己破坏的规矩。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天子如果有足够的实力，他会把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子民分给其他人么？又何况这样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答案很明确，天子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这么做。那天子干嘛要封诸侯呢？答案只有一个了，形势所逼。他们的实力太强了，如果不收买人心，他们会造反的。

历史上收买人心不过是加官、封地、和亲。但是这些也都是暂时的平衡一下。世界是动态的，不可能让你一个皇帝做到天长地久。有盛必有衰，天理循环。实力决定一切。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那时还没有枪。周主也是无奈之下，才会用封地来暂时缓解一下矛盾。这应该是审时度势的举措，不能单单从伦理道德来讲。毕竟，伦理道德是精神的，精神不能当饭吃。

接着就开始讲三晋之间的事情了。一个诸侯，当时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择自己的继承人。如果选得好，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封地，可能还会扩张。这是每个诸侯都想要的。但如果选的不好，那就只有被别人扩张的份了。那时诸侯各自有自己选择继承人的办法。当然，都是自己的儿子，哪有老子看儿子不顺眼的？于是，这时候诸侯本身的个性就会决定继承人的选择。个性强的，也就是俗称刚愎自用的，就会依着自己的想法来选继承人，我的地盘我做主，别人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也有的不知道该怎么选的，就会想一些办法来考核一下自己的儿子，就像现在的考试一样。这种方法最公平了，不偏不倚，用客观事实来说话。但选继承人的考试不会像现在考试这么轻松过关，就算没过也可以找老师说说好话来放水。那会儿的考试在不动声色中进行，你还不知道是考试呢，其实就开始了。有点像现在大企业的面试了。而且考试时间还特别长，动辄三五年的。这样不动声色又耗时漫长的考试，也只有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用才合适。因为这样耗时耗力，而且你不可能作弊。这样选出的继承人不能说比凭感觉选出的好，但是好的概率大了很多。个性强的，选的继承人大半也是个性强的，这样才容易看对眼嘛。而考试选出来的，大多数是个性沉稳的。继承人在以后的碰面中，交锋自然不少。个性强的，自然会显露出自己强势的那一面，也很自然的会弄得别人不爽。但是个性沉稳的，自然会沉得住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走着瞧。他们不仅不会露出不快，还会附和。目的很简单：令其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命比不长矣。”智氏，就是那个个性强的诸侯。意思就是，他骄傲就会轻敌，骄兵必败不知道是不是出自此。但是后面还有一个条件：我们这些诸侯，怕他所以自然相互亲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自然，大家会站在同一战线上。这样，我们联合对付轻敌人敌人，智氏啊，活不长了。忍一时风平浪静，看来没错的。结局不用说，“尽灭智氏之族”。可怜吧，继承人没选好，错了吧～

这时候司马光一语道破：“智伯之忘也，才胜德也。”他说，世人才德不分，统称贤，是不对的。才，指能力；德，指品德。才德兼备，是圣人，很少；才德均无，是愚人，也很少；最多的不是才胜过了德，就是德压过了才。德胜过才的，是君子；才胜过德的，是小人。也是，没有品德的人，能力大了反而是一种坏事。比如希特勒。司马光还说了：“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哎，说的多好啊，说出了以后几千年为何小人多得志，智者常凄凄的本质啊～！不过这也是人的本性，喜欢那种能吹嘘，又好表现的。现在也是一样啊，能说的，都是老板，会做事的，都是打工了。也无怪现在外面那么多教人说话做事的书，还一本比一本卖的好～！之后又讲了魏文侯以德服众等等。但是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穿插其中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在杀了智伯后，他的一个家臣要为他报仇的事情。第一次，他躲在厕所里，想要刺杀，被发现了。但是被放了，因为敬佩他是条汉子。但是他不屈不挠，改头换面继续想要刺杀。他的朋友就问他：“以你的才能，如果到别的国家去，绝对会得到重用的，干嘛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这样报仇，难啊！ ”但是他说：“不行，既然已经做了他的臣子，但是没有请求和他一起死，已经是有私心了。我知道报仇很难，但是我这样做的原因，是让后世那些做了人家臣子却怀有私心的人惭愧。”于是他又一次刺杀，失败，被杀。好一个壮士！我不能他是不是有靳柯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在里面，但是他能在自己已经认定的必死的结局中只为一个德字英勇赴义，实在是令人敬佩。现代人，好像没有这种情感了吧。平时帮助个老弱病残，还要千呼吁万宣传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情感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现代人太过重视自己的利益，忽视了内心的感觉而已。所以嘛，宣传还是要继续的，社会主义的“新”风尚还是要发扬的。

还有一件小事，讲一个在鲁国做官的卫国人，叫吴起。取了一个齐国的女子为妻。齐国征讨鲁国的时候，他想要在鲁国当将领。但是鲁国人不相信他，害怕他妻子是间谍。于是，他杀了妻子，做了大将。他在战争中太出风头了，于是有人对鲁国国王说，吴起，开始做小官的时候，母亲死了都不奔丧，现在为了做将军，都能把自己的妻子杀害，可见这个人的残忍，不能重用啊。鲁国国君听了，当然害怕，于是到了魏国。魏王问大臣，吴起怎么样？大臣说：他贪婪好色，但是用兵绝对是一把好手。于是魏王用他为大将。果真，“击秦，拔五城。”两个感觉，一个就是，看来抛妻弃母求前程的事情不是从陈世美开始的。那为啥陈世美名声那么坏？陈世美如果有知，一定会冤死：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啥所有的罪名都由我来抗？其实，人生下来，心里应该就是善恶并存的。决不是像三字经说得那样，人之初，性本善。如果真的全是善，那也不用天天背三字经了。那样洗脑似的灌输人之初，性本善，看来还不是都善，否则不必说的啊，本来就善嘛。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再烂的人也有长处，看你会不会用了。驭人之术，古之帝王必学，今之老板必看。

【第3篇】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４０３——公元９５９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